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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更加详细、全面地阐述了“中西医结合”思想。他指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新医药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

　　1959年11月，刘少奇再次谈到中西医结合问题。他说：“中医是我们的传统医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造就过许多医术高明的杰出人物。西医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是全靠中医药治病。将来，我们的中医也会在西方推广开来，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叫西中医结合了，就像我们现在叫中西医结合一样。”不难看出，刘少奇不仅肯定了中医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还预言中医药学必将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为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起步迅速，创新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有力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中医药事业发展问题的重视，对相关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几十年后，一位在评价当年新中国的中医政策时感慨地说，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使广大“中医获得了新生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具体措施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卫生行政部门曾出现过限制中医发展的思想和措施，但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引导下，全社会正本清源，逐渐统一了要重视、发展中医药的思想认识，党和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中医药事业开始走出争论，迎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

　　(一)成立机构，建章立制，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管理和规范

　　为了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促进发展，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管理机构的建设。1952年，在卫生部医政局内设立了管理中医的行政机构中医科;1954年，卫生部设立了中医司。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相应地设立了中医处，地、市卫生局设立了中医科，有些县卫生局还设立了中医股。

　　为了给发展中医药事业提供法律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了相关建章立制工作，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条规。1951年5月，卫生部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1月，分别发布了《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下达了《关于组织中医学会的指示》和《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1954年7月，卫生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1956年3月，卫生部发布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同年4月，下达了《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1958年，卫生部印发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关于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的意见》。可以说，虽然倍儿初有的法规有限制中医发展之嫌，但经过党和政府的及时干预和引导，后来的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有力保障了中医药事业的健康、科学、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