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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药证→药对证→方证的形成展开学习，这正是先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拓展诊治方法的路径。
 

先人已经知道几十个药证与一些“某某甘草基证”以后，下一步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更为复杂的生药复合体了。如一个“汗多，心悸亢进”的桂枝甘草基证的患者现在又有“腹痛，脚挛急”的症状，你说先人们可能会选用什么生药复合体进行治疗？
 

桂枝甘草基和芍药甘草基合用，已经是一个不困难的回答。“汗多，心悸亢进，腹痛，脚挛急”就和“桂枝、甘草；芍药、甘草”形成相对应的关系。研究揭示，康治本《伤寒论》（以下简称康治本）生药在生药复合体中的排列是有规则的，桂枝甘草基与芍药甘草基合用以后，要去掉一个重复的甘草，并把它放在桂枝、芍药的后面，排列成“桂枝、芍药、甘草”的次序。这种内在的法则，远田裕正称之为“结合基共用生药的后置原则”。

为了加强两个生药基结合的黏合性，先人要加入调口味、开胃、和胃的“生姜大枣基”，这样结合的结果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就应该是桂枝汤的雏形。
 

先人在反复淘汰和抉择过程中，在有意之间或无奈之下逐渐地调整并扩大了“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的治疗目标，经过漫长岁月的试错、纠正、再试验，倍儿后以“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汤”能够治疗“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目标才水到渠成地固化了下来。
 

我相信在没有文字之前的前经方时代的桂枝汤证的口诀应该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汤主之。”先人反复使用有效以后，就把这种诊治方式保存了下来。经过千万年临床诊治的证实和证伪，终于破茧而出，流传至今。
 

康治本应当是现存《伤寒论》中倍儿早的原始文本，当时的医学家运用阴阳学说整理先人遗留的口诀方证或条文方证时，就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结构与文字的修正。譬如康治本第5条把“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简约为“桂枝汤”，变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子：“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桂枝汤证方证的发现开始的时候是偶然的、个别的，也可能是个例外，那为什么到了后来，甚至一直到了现在它却成为必然的、一般的诊治规范呢？那就是千万年不断地、反复地上亿人次的临床试验，临床诊治后的证实证伪的指标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于是桂枝汤证就落地生根了。就像我们吃大米饭一样，千万年来一直吃着，就一直吃到了现在。大米可以当饭，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个别人在偶然之中发现的，但是大量的实践证明大米饭可口养胃，能够充饥活命，于是个别成为一般，例外成为规律，偶然成为了必然。自然妙成，如此而已。
 

桂枝汤证是所有方证形成的缩影，同时从桂枝汤证出发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方证。在已经知道咳喘是杏仁厚朴基证的情况下，当桂枝汤证的患者出现咳喘时，使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头痛、恶寒、发热、有汗、气喘”的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证就在反复使用、反复取效的临床中得到了确认，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证在康治本和《金匮要略》里都还没有出现，一直到宋本《伤寒论》（以下简称宋本）中才看到。
 

在已经知道项背强痛是葛根证的情况下，当桂枝汤证的患者出现颈项部强直疼痛时，使用桂枝汤加葛根汤就顺理成章了。诊治成功以后，“项背强 ，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是桂枝汤加葛根汤证的经验就被固化了下来，桂枝汤的诊治范围又向前走了一步。就这样，步步为营，逐渐推进，日臻完备。
 

又如在桂枝汤加葛根汤证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如果遇见一个类似的项背强患者，头痛、发热、无汗、恶风，和桂枝汤加葛根汤证有一点不同，就是“无汗”。如果已经了解“无汗”是麻黄证的情况下，桂枝汤加葛根汤加麻黄也应该是举手之劳。“康治本”第12条的葛根汤就是桂枝汤加葛根汤加麻黄，不过整理者给予一个新的方名，并把生药的次序排列成：葛根、麻黄、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其条文云：“太阳病，项背强 ，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宋本31条）桂枝汤一系列加加减减的汤证就可以以此类推。

初学者要自己动手，在建构中学习，在建构中体悟先人走过的路程，在建构中训练与发掘自己的野性思维。

先人在固化葛根汤以后，还不断地发现它新的诊治对象。譬如一个“项背强 ，无汗恶风，头痛发热”的患者出现“下利”，在使用葛根汤的过程中，不仅“项背强 ，无汗恶风，头痛发热”消失了，连“下利”也不治而愈，于是就知道葛根汤可以治疗“项背强 ，无汗恶风，头痛发热，下利”的事实，在临床反复使用都能取效以后，就固化为口诀流传了下来，倍儿后形成条文。康治本13条云：“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宋本32条）其实这一条条文中的“阳明”所指的就是“下利”，但是加了“阳明”两个字以后，反而疑窦丛生，还不如原来原始状态的口诀方证那样朴素、清晰。

这样去学习《伤寒论》，我认为非常自然、单纯，也靠近《伤寒论》的实质特征。（娄绍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