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中医”议案首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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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止中医”议案首起波澜

  南京政府首次卫生会议,留学生提“废止旧医”议案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也就是1929年,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倍儿高潮。那一年的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岩认为,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余岩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这个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会议倍儿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不接受新的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废止中医案”通过,引发中医请愿团持久抵制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西学引留学生对中医全面批判

  存废之争中,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走不出维持中医现状的老套路

  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废止,而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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