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民国“废止案” 中医“科学化”能否行得通(2)

　　中医界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西医界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

　　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

　　同时，由于中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专家南京请愿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宣言对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即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

　　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赴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卫生部长薛笃弼，则作为冯玉祥的心腹，本身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这一招果然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