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血疗法3000年(2)

　　对放血疗法的质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血疗法中引发的事故，渐渐使人们对其产生了质疑。

　　1799年12月12日，68岁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骑马巡视种植园回来，感到喉咙疼痛，第3天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华盛顿深信放血，他的私人医生也深信放血的作用，连续数次的放血后，华盛顿停止了呼吸。

　　给华盛顿放血的医生是美国“医学之父”本杰明·瑞师(Benjamin Rush)的学生。本杰明创立了美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当时四分之三的美国医生都是他的学生。由于美国费城与西印度群岛兴旺的奴隶买卖，黄热病在18世纪经常光顾这个港口城市，1794年和1797年费城流行的黄热病，让放血医学家本杰明吃了一场官司。那时，每天都有上百人排队等候本杰明为他们实施的大量放血疗法。一位名叫William Cobbett的英国记者对此产生了质疑，并跟踪了这一事件，发现经本杰明治疗的病人中死亡率较高，于是他发表文章说本大夫和他的学生们为人类人口的减少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杰明的权威遭到了质疑，他将这位记者告上法庭，倍儿后法律给Cobbett开出了高额的罚单，但本杰明仍是抗击传染病的功臣。

　　之后，又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英国医生，采取更科学的手段研究放血疗法。366名患病的士兵被平均分成3组，有一组病人接受放血疗法，另外2组接受其他方法治疗，3组条件基本相同。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组的死了35例。

　　19世纪初，法国医生发表声明，放血疗法对治疗和发热性疾病完全无效。此外，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is)也发表他用7年时间对近2000名病人的临床观察，发现放血疗法明显增加了病人的死亡率。至此，人们开始对放血疗法的信念动摇，但是19世纪放血疗法仍在流行，并且达到鼎盛。仅1833年，法国就进口了4150万条用于放血的水蛭。

　　直到罗伯特·科赫等一批医学微生物学家出现，这个流行了几千多的疗法才终于淡出了欧美主流医学的舞台。因为，人们找到了更好的抗菌消炎的办法。但是，放血疗法并没有消亡。

　　放血疗法真的没有疗效吗

　　事实上，早在1628年，哈维就对放血疗法提出强烈的质疑。放血疗法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主要来自它的实用性价值。它虽然淡出了西方主流医学，但仍然活跃在补充医学的舞台，对某些病症，或某些特定的需求发挥作用。

　　对放血疗法的研究证实了它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消除器官炎症，降低体温，减轻心脏负担，激发免疫力等作用。全盘否定放血疗法的人太偏激，把放血疗法的作用简单地归结为“应急反应”的人也未免有些肤浅。

　　阿伦·格登，一位长跑爱好者，在准备参加“横穿撒哈拉沙漠马拉松赛”之前，出现乏力，膝疼。经过医生诊断确诊为“血色素沉着症(Hemochromatosis)”。这个病缘于血液中铁元素含量过高。过量的铁在身体内堆积，对关节和脏器造成伤害，严重者会因心脏衰竭而死亡。治疗这个病倍儿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期放血。格登就是在这个方法的治疗下，机体达到了新的平衡。2006年4月，他跑完了“沙漠马拉松赛”。

　　欧洲人对放血术迷信这么长的时间，可能还有个“基因”原因。大约有1/8的欧洲人带有HFE基因(遗传性血色素沉着症候选基因)，纯西欧人种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25%以上，有人据统计，大约每200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血色素沉着症人。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女性血色素沉着症发病较晚，每月一次的解释了为什么她们的病情往往要等到绝经后才会显现出来。

　　人们不愿意完全放弃放血术的原因是，除了放血疗法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抗一部分细菌感染，对改善血液黏度，提高血液通过毛细血管的速度有一定的帮助外，对一部分、术后热等也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对于中医来说，把用刀子切开静脉放血变成用三棱针刺络放血，更是趋利避害的选择。

　　放血疗法和刺络疗法

　　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医学发展走向了不同的路。西方的医学教皇盖伦认为：血是人体产生的，经常“过剩”;放血适合于任何病人，包括出血和虚弱的病人。他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放血疗法的风格，把沿着静脉切开的放血疗法称为“静脉呼吸”。中国的医家则认为，血是十分宝贵的，不能大量地放，也不能随便放。所以，中的放血严格地讲应该叫“刺络”。《黄帝内经》云：“刺络者，刺小络之血脉也”，“菀陈则除之，出恶血也”，可以看出这与盖伦的观点不完全一样。刺络术不仅在出血量上不同于西方的放血，而且是在一套完整的经络腧穴理论和辨证施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严格的禁忌症和适应症。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Sydnty Burwell教授对他的学生说：“在10年内，你们现在学习的知识有一半将会被证明是错的，更糟糕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哪一半是错的。”曾经的主流医学今天已经淡出了，多个世纪以后，人们会不会像对待放血疗法一样来看待今天的医学。